【原创】邓世敏
十几年前，我以几个不能说服别人甚至说服不了家人的理由，裸辞体制内的职务和工作来到墨尔本。我没有钱，把国内几乎所有财产变现，先是在墨尔本市区买了个小生意，剩余的钱置地，在墨尔本西郊安了家。我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几大傻之一：卖房出国。说到房产与住处，我延伸几句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斗富习惯，因为斗富能让胜出者获得自豪和群体性尊重，国外的华人如是者更多。我在墨尔本参加华人party有一个烙印很深的感受，就是初次见面，大家酒话连篇中，总少不了自报或相互询问对方的居住区。不要小看这些不经意的寒暄，实际这可是比富论穷的最经典做法。一问一答都能把贫富阶层严格区分开来，而且由此衍生的无论是你的痛感还是他的快感都在瞬间爆到高潮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当地一家很出名的华人传媒的老板。前些年，时不时会带我参加华人聚会，还总是像贩卖隔夜就要烂掉的瓜果一样，不遗余力地向人推介。盛名下，不乏富哥富姐们热忱阿谀，卑恭奉承。但当我暴露住宅区的底牌后，也不知我触动了女士先生们的哪根神经，立马脸部肌肉僵硬，变得无比严肃和自信起来，接下来或再见面的时候，对我的热爱程度就不如一个口袋里揣着钱的老妓女了。
靠！过去，我自认为经过不小的潮涌和浪翻，早有心理准备，结果实战中还是连连败北，时常弄得自己面红心悸，甚至借酒发飙。
看了吧？问题多严重！居住区不同，实际就是贫与富的差别。
但我的居住区我喜欢，这绝对不是为自己不富有而说的宽心话。
我门前是水，远处有山，出门开车几分钟就是牛羊悠闲的牧场和魔术般耕作的瓜蔬农家，十几分钟就可以身临波澜壮阔的大海。360度陶冶情操、净化心灵的环境让我享受生活，为我画自己喜欢的画平添了无尽灵感，也给了我画画的动力和逸致。
(一)
关于画画，我不是科班出身。谈不上才，更谈不上成，是自学而来。从参加工作到五十岁之前，我一直在做金融和经济工作，但我从小就喜欢也擅长画画。我生在农村，童年时体育不行，唱歌不行，并且个子小，干农活没劲，跟人打架吃亏。我的业余爱好就是画画和读“老书”。当然我喜欢画画还有更直接原因，就是我爹喜欢画画，他小时候缺乏纸张，把画画得屋里屋外满墙都是，这些画一直存在到我工作后老房子被拆。我爹画的自己最中意的一幅是“猴子偷桃”，我也觉得画的好。说出来大家不信，我爹可能工作忙碌的原因，他从来没教过我画画。甚至我都不记得，我爹什么时候认真看过我的画。从我画画这件事上，确实可以例证，遗传基因是管用的。指导我画画进步的是，我家当时有两集《芥子园画传》，黑白的，巢勋临摹版。本来这套书是四集，但传到我们手里的就只有《山水》和《兰梅竹菊》，其余两集不知所踪。听我爹说，这还是一个姓刘的人送他的。那个人过去在城里教书，后来打成了右派，下放到我们村子里的。
不要小看这只是两集临摹本，对我来说就是宝贝。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，读古典文学、古典图书绝对是奢侈的，尤其是在农村。很多书买不到也借不来。放学后，不少时候我找不来其它书，除了极不情愿地帮家人干点农活外，就是不停地翻这两本《画传》，临摹人家的画。
小时候，我可从没用过宣纸，画画就是普通的以麦草为原料生产的白纸，甚至黄草纸，连颜料大多也都是自制的。比如素描用的碳条，从来都是自己劈柴锯棒烧。说到烧碳条，我还是比较有心得的。方法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，但当时我就是那样做的：烧碳条实际是熰，烟太大，是不能在屋子里进行的。农村院子大，我一般会在院子里挖个带有排烟孔的小地洞，把劈好或锯出来的木条涂上灰泥，摆网格形式架在里面，下面用软柴焚烧。以我的见识，熰烧碳条木头越硬越好，比如枣木或核桃木。我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烧出碳条，但每次一定会把自己熏成“碳条”，满脸满身都是黑的。烧碳条总是浓烟滚滚，像失了火一样。同龄的伙伴不乏拿此事取笑我，甚至给我起外号叫“失了火”，这个外号让我郁闷了好几年，后来谁再叫我跟谁急。
其实，画画哪能用那么多碳条，烧一次五年都用不完。很多时候就是为烧而烧，显摆自己的技能。
画水墨或彩画，除了墨水买现成的外，红色则用“指甲草”加白矾捣碎挤汁。不同株的指甲草有不同的颜色，可以是紫红、大红、粉红或桔红。石榴皮、青皮核桃外皮都可以制黄色，核桃皮的黄色略带青头。白蜡树嫩条切段挫皮泡水可以得蓝色，是浅灰蓝。这是我小时候画画制彩的心得。当然用这些色料只是学画的前几年，后来都用上了水彩和水粉。
我虽说临摹《画传》上的画最多，但我开始闯名气却不是花花草草，而是画像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，我依据照片，为从没谋过面而且早已过世的外公画了一幅遗像。我妈觉得自己的儿子画的好，有出息，不放过任何一次见朋友串亲戚的机会，拿着画到处去显摆，一遍又一遍的。弄得左邻右舍亲朋好友，七姑八姨无一不知道我会画。不少邻里的亲人去世了，都理直气壮地把照片拿过来让给他们画遗像。那时候可没想过要钱，当然来者也没想过给钱。邻里之间帮工是义务，彼此取东西要么是白送，要么是借，谈钱伤感情。没办法，这是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俗。所以，我唯一能收获得是掺了不少水分的赞誉，好一段时间，可大大满足了一把我妈和我的虚荣心。后来，我妈回过神了想想不对劲，这把自己的孩子累的跟狗似的，还赔纸赔墨赔燈油，何苦来着？从此，除了至亲或者人家过去帮过咱的忙，实在碍不过，其余来者一律婉拒，结果弄得又得罪了不少人。
我画肖像从来都是根据自己的纯原生感觉绘画而出，至于什么透视、黄金比例分割、三庭五眼等理论知识，都是后来学的。我也不怕人笑话，说实话、与其是学，还不如说我就是为了粉饰自己的“土帽”形象，而刻意掌握了几个术语。直到现在我画油画肖像，也是凭感觉找画口，用刷子直刷到位，然后做适当调整和细化。
少年的时候我也卖过自己的画，但那是在农贸集市。到这儿，我得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为文化大革命一些事情正一下名。我童少年的记忆也就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。
我居住的村庄离县城15里，离一个地级市30里，虽说按当时的交通条件算是比较偏，但绝对是一个大村，六十年代末就已经二千四百多口人。一个姓孙的当村支部书记，他接的是我爹的班。他人较左，是个狠角色。看谁不顺眼说捆一绳就捆一绳，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很少有没挨过批斗挨过打的。客观说，文化大革命在我一个农村儿童的眼里也是感觉挺可怕的，那时候很多人吃了苦头受了罪，尤其是让很多人在人格上受屈辱。但现在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反映的还是有点过分，不少地方违背事实。比如说，那时候割资本主义的尾巴，不让养猪养鸡，这纯属胡扯。那时候农民搞饲养比现在更普遍，几乎家家养猪喂鸡，他们一年的油盐酱醋、孩子们上学的笔墨书本等花费，几乎都是靠卖猪卖鸡蛋换来的。不仅如此，其它地方我不知道，但就我们那里来说，那时候虽说远没有现在市场繁荣，但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从没停止过。村里的叫卖声时常此起彼伏：拨浪鼓声是货郎；敲镗镗锣是玩杂耍的，皮筋把铁片串起来，通过上下波动发出的“劈劈啪啪”声音，那肯定“铣椗”的，自行车把上插带红樱的铁条是宰猪骟狗的，挂着铃铛耳朵上系着红绳的公驴公马招摇过市，那是上门“配种”的。
还有，我们村的东路叉口住一人家，常年卖烧饼，一毛五一个，有时候还卖烩菜和胡辣汤，村民们都叫它“东饭铺”。文化大革命间照营业不误，直到晚些时候当家老汉老了，子孙不愿接班这才歇了业。这家打烧饼用的面粉主要是靠一家老小不辞劳苦“拾麦”子得来的，所谓拾麦就是麦收后，去地里捡拾遗漏地上的麦穗。为此在我们及其附近村庄还流传下了一个特有的歇后语：拾麦打烧饼—-净利。到现在家乡的人们仍然挂在嘴边常说常笑。
确实，那时候大的商品倒卖叫投机倒把，是要治罪的，但我们村从来没抓过一个，邻村也没听说抓了谁。
我们那的农村集贸市场开市叫“上会”；参加集市不管是去出售产品，还是选购东西，都叫“赶会”，“会”并不是村村都有，但有“会”的村庄，“上会”、“赶会”都会安排在不同时日，周围十里八村”上会”时间几乎不重叠。这些集市大多都是由过去的庙会演变而来，没人能说清楚它在这片土地上传了多少年多少代。集市开市主要在春节前后和农闲时候，农忙季节几乎不“上会”。在“会”上，大的牲畜、农具，小的猪仔、鸡娃，箩筐簸箕、吃食玩具等农产品手工制品，以及门神框联、贴纸年画等精神文化用品应有尽有。农民除了养大待宰的猪需要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站，其它的交易几乎都是以这种形式在这里或那里完成的。
